徽州民间账簿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例

作者:董乾坤 点击:2019-02-16 16:30:13

胡廷卿账簿留下了自光绪七年至民国四年(1881—1915)长达34年的系列账簿...

账簿是传统社会较为常见的文献,不同人群出于不同的目的制作了种类众多的账簿,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徽州遗存有不少明清以来的民间账簿,“胡廷卿账簿”是其中部头较大的一种。该账簿既记账又记事,从形制和内容上考察,虽有传统商业账簿的一些特点,但并非商业账簿,而是属于广义的“排日账”范畴。这类账簿之所以广泛产生于徽州,跟当地独特的教育制度及商业习惯密切相关。透过胡廷卿账簿,亦可看出账簿制作者日常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

账簿是传统社会较为常见的一种文献,上到中央政府,下到普通民众,皆有自己的账簿。徽州遗存文献中,就有不少民间账簿。本文所要讨论的“胡廷卿账簿”,其书写者胡廷卿为徽州府祁门县南乡人,据族谱记载:“兆祥,名品福,字廷卿,号和轩,邑增生。……生道光廿五年十月十二申时,殁民国十三年二月三十申时。”他生前对每日的开销、每年的茶叶收入及其所认为的重要事件,均加以记录,留下了自光绪七年至民国四年(1881—1915)长达34年(缺光绪二十三年)的系列账簿。这些账簿被收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影印出版,但学界对这一重要文献研究利用的情况并不多见,除王玉坤外,学者多是从自己研究的主题入手,提取相关内容加以利用,尚无专文对该账簿的种类、性质及其背后的社会史实进行充分探讨。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些问题加以初步研究,祈请方家指正。

一、胡廷卿账簿形制

胡廷卿账簿原件尺寸为125×235毫米,前揭王玉坤文中曾将其各部分之名称详细列出,笔者在此不赘,但王玉坤认为该账簿的时间跨度是1881至1911年,则不准确。仔细梳理会发现,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各项誊清》中,包含有“光绪十五年至民国四年祥记所管各祀、会清单”、“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年邀会清单”以及“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四年修金洋清单”(三个标题为笔者所拟)。可见账簿的记录是止于1915年,前后长达34年(缺光绪二十三年)。据笔者整理统计,全部账簿多达53万余字。

民间记账,多是用自己所装订的账簿,胡廷卿所用账簿则是从商家买来的专用账簿,从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几乎每年都购买账簿。在购买的账簿中,有茶簿、五十条簿和一百条簿,其中又以五十条簿居多,价格在制钱25文至40文之间,至光绪末年价格上涨。如“光绪七年腊月十九,支钱三十文,买茶簿一本”,“光绪十六年腊月十八,支钱二十文,条簿”,“光绪二十六年,桂月初十,支钱九十四,五十条簿一本”。笔者推测除茶簿用于记录茶叶账外,其余两种皆用于日常账目的记载。

每本账簿皆有封面,并用纸条单独撰写题名黏附于账簿上。封面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这与胡廷卿的知识水平相符。不仅如此,在多数封面与账簿内皆钤有胡廷卿印章,并有“胡廷卿”三字水印,而最右侧则钤有花纹印章。由此可见胡廷卿对这些账簿的重视,亦表明其做事的精细与雅化。

民国以来,在西式账簿引进我国后,学者就将中西账簿加以对比研究。据会计学家李宝震总结:“根据宋代四柱清册的原理,采用收付记账法沿袭下来的记账制度,一般称为‘中式簿记’。按照十三世纪意大利式的复式记账原理,采用借贷记账法,在清末民初从日本传入我国的记账制度称为‘西式簿记’。”中国的账簿最早应用于政府,据李梦白的研究,账簿滥觞于三代,而普遍存在于东汉魏晋及唐,于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李宝震所言之“四柱清册”是指旧管、新收、开除与见在(或曰实在),发明于宋代,流行于元代,而完备于明清。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民间商人阶层逐渐出现了商业账簿。据李宝震研究,商业账簿至迟于宋代即已出现,至清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商业账簿,形式虽千差万别,大致则可归纳为两种,即“跛行账”与“天地合账”。在明清商业中,最常见的是跛行账,又称“三脚账”,是一种单式计账向复式计账过渡的形态。“账簿的设置一般有流水账(记录银钱收支和货物进销的原始日记账簿)、卖钱账(记录每天销货的日记账)、进货账(记录每天的进货账)、堂号支使账(记录股东及职员的用款)、各项往来账(人欠、欠人)、日用杂项账(记录每天营业开支)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商家并非所有的账簿类型都具备,一般而言,“旧式账簿主要有草账(因不要求原始凭证,故以水牌或备忘录代替)、流水账(日记账)和底账”。这是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针对不同账务而设置的不同种类的专门账簿。

胡廷卿账簿的种类,大致情况如表1。从中可以看出,胡廷卿亦将自己的账簿分成不同种类,其中流水账是商业账簿的基本形式。所谓“流水”,“系取川流不息之意,商人期望财货之往来,有如川流不息,因以名其簿,盖吉利语也”。只是胡廷卿有时亦将流水账称作“收支总登”“进出总登”,且流水账中不仅有账务往来的记录,还包括茶叶的收入记录,体现了民间账簿命名与内容的多样性。除流水簿之外,又有《各项誊清》,这在商业账簿中称为“底簿”。另外还有“所管迭年祀会”与“粮局兑则”专用账簿,与商业账簿亦有不同,这跟该账簿的特有性质有关。

在流水账中,收入多用“收”表示,支出多用“支”“付”指称,这说明胡廷卿采用的还是中式记账法。“收入”一般都是顶格记,而“支出”则空出两格,这让记账者和查账者在看账簿时,能迅速分别出本年的收支情况。同时,在流水账中,还有“小结”部分。如光绪七年腊月三十记录:“结总,仍实存洋一元,钱一千三百。”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对当年已收入的茶洋作一小结:“共茶洋七元九角二分六,内除茶厘钱□□。”有时,账簿中对当年所收之米作一小结,如“三月初三起至本日,以上总共出米一千五百八十四升,存谷五秤零九斤。支米二十三升,斛面耗”。当然,“小结”在账簿中并不是每年都有,但在茶叶流水簿中则每年都有。在记录其所管的各种祠(祀)会组织时,“小结”更为常见。这种状况表明,在不同种类的账簿中,胡廷卿的记账体例是不同的。

表1胡廷卿账簿分类表

说明:“页”“卷”分别指《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清·民国编》的页码、卷数,表2、表3同。

胡廷卿账簿与商业账簿较为一致处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在每年的流水账中,都有专门的总账核算。一般而言,胡廷卿会将本年内与其有大宗交易或经常交易来往的个人或商号分别加以总结,以算清是欠账还是两讫。这无疑体现了商业计账中的年度核算原则,目的是清算出本年的盈亏情况。

二、胡廷卿账簿性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胡廷卿账簿与传统商业账簿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学者多将其中的茶叶系列账簿归为商业账簿类。但是,仔细分析胡廷卿账簿的形制、种类,它虽然具有商业账簿的某些特征,但又有诸多自己的特点。

民间文书的性质如何界定,类别如何划分,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标准。长期致力于民间文献研究的学者郑振满在一篇访谈中说道:“每一种民间文献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些文献?谁使用了这些文献?谁收藏了这些文献?”他在此处虽未明确指出界定民间文献的标准,实际上却指出了研究民间文献必须考察的三个方面,即文献的产生、使用和收藏。

胡廷卿账簿的制造者胡廷卿,终身职业是塾师,办过茶厂,亦经营过大米生意。从账簿中的茶园记载看,他当然也是农民地主,而且作为一名邑增生的身份也是确定的。这种身份的多元性,使得我们很难将其归类。但由于塾师是他的终身职业,且塾师收入也是他稳定的经济来源,王玉坤将其概括为塾师,笔者认为较为合理。而仅根据账簿中的茶叶收入记录,把胡廷卿当作商人看待,则显然不符合事实。

胡廷卿账簿的使用者不是商号中的其他合资者,也不是商号的顾客,换言之,这些账簿所要面对的读者不具有商业性质。从账簿内容来看,胡廷卿所记录的是其家庭的日常收支,而有关茶叶的收入,也是其茶园中的收获物。即便账簿涉及各类祠(祀)会,亦是作为底簿记录的,因为它们大多记录于《各项誊清》中。胡廷卿的所有账簿,所面对的对象都是他自己,不具有公开性。其实,各种祠(祀)会皆有自己的公开账簿,由每年的首人轮流记录。前已述及,胡廷卿账簿中有多次购买账簿的记录,其中不仅有胡廷卿为自己购买的,也有为他人购买的,包括为各个祠(祀)会购买的(表2)。胡廷卿在账簿中还多次提到各祠(祀)会自己的账簿,如“以上共米六石六斗六升,公议出贴,每米十升候收净干谷一秤,另誊众簿(庆余粮局账,祥记管)”;“本年(按,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九,良开领去管(代茂开管),将账簿二本(布包)并契匣,外存钱三百十一,均付良开手收。俊廷还洋三元,未收账,未交良收”。由此不难发现,胡廷卿账簿并非各祠(祀)会账簿,亦非家族账簿,将其收支账簿归入“宗族文书”类亦不符合实际。

表2胡廷卿为各祠(祀)会代买账簿记录

至于该账簿的收藏,由于账簿已于多年前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购,离开了它的产生地,而《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的编者对账簿的来源也没有交代,目前已难以确知其流传情况。但根据账簿的内容来看,该账簿原来应藏于胡廷卿后人手中。笔者曾就该账簿询问胡廷卿的曾孙胡恒乐先生,据他介绍,他记得小时候家中有许多这样的账簿,后来不知去向。因此,笔者推测这批账簿应该是从他父亲手上流落出去的。

综上所述,胡廷卿账簿既非商业账簿,又不属于家族文书,那么它属于何种文献呢?首先,它应属于家庭收支账簿。不过,这一账簿并非仅包括家庭收支的内容,其中亦包括大量的事件信息。因此,从广泛意义上说,它属于近年来学者在徽州所发现的“排日账”范畴。

最早发现排日账并进行研究的是黄志繁和邵鸿,他们于2002年首次发表对该类账簿的研究成果,当时将其称为“日记簿”。六年后,他们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将其确定为“排日账”,指出这类账簿在婺源非常普遍。之后,王振忠根据自己所收藏的16册该类账簿,正式以“排日账”的名称发表,并结合其他资料,详细解释了“排日账”一名的含义,将这类账簿的存在范围扩展至整个徽州地区;刘永华亦以“排日账”之名称发表了对该类账簿的研究成果。

上述学者对“排日账”这一名称的使用,使得这一称谓逐渐被学界所接受。那么,排日账与其他类型的账簿有何区别呢?刘永华指出:“相较于普通账簿,这些账簿记载的信息不以往来账目为限,其内容涉及记账人参与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仪式等行事,在形式上与日记颇为接近,因而包含相当丰富的社会信息。”这里他指出了排日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记账兼记事。王振忠亦有同样的判断:“可见排日账是账簿的一种,为家庭使用的账簿,其内容是主要记录家庭的日常收支以及相关活动。作为民众记账的一种方式,排日账又与一般的账簿不同,因其逐日所记,亦兼有日记的某种功能。”正因这类账簿中有诸多关于事件的记载,黄志繁等学者最初称其为“日记簿”,而周致元则称其为“流水日志”。在上述学者发表的论著中,都列出了排日账诸多记事的内容,尤其是王振忠将婺源县《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从中可看到晚清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点在胡廷卿系列账簿中亦有相同表现。胡廷卿账簿不仅在流水账中有大量事件的记载,而且在上文所列各类账簿中皆有记录,内容涉及各个方面。由于数量太多,笔者仅选其中极少部分记载(表3)加以说明。

表3胡廷卿账簿中部分记事

从表3可知,胡廷卿账簿的记事涵盖十分广泛,天气、习俗、沽茶、宗教信仰、科举、分家等等无不涉及。正是这些记载,为我们了解胡廷卿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徽州社会提供了珍贵资料。当然,将胡廷卿账簿与以上学者所研究的排日账仔细对比会发现,胡廷卿账簿在形式上与它们有着很大的不同。胡廷卿账簿中的流水账主要是以“收”“支”账目为主,夹以记事,其形式接近传统的家庭收支账簿。而上述学者所指涉的排日账,则是以记事为主,兼有记账,与日记相类。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笔者将胡廷卿账簿中占主体地位的流水账归入广泛意义上的排日账范畴。正如王振忠所言:“排日账有不同的类型,其记述的内容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这与记账者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胡廷卿账簿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意义

前已提及,据王振忠的观察,目前所发现的排日账皆出自徽州府境内。根据学者研究论著中所公布的情况,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笔者将目前发现的排日账总结为表4。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所发现的排日账涉及徽州四县,其中以婺源县最多。记录排日账的人有塾师、学生,亦有农民、佃农。据此可以判断,记录排日账在徽州府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在其他地区没有发现类似账簿之前,我们亦可以称之为徽州府的特有现象。排日账这种文献何以出现于徽州地区?尚须从徽州特有的社会形态以及教育形式说起。

表4目前所发现排日账一览表

(一)排日账产生的原因

王振忠认为排日账的记录者不仅有下层民众,亦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私塾先生,这“可能与徽州当地商业气氛之浓烈密切相关”。但我们不禁要问,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以经商著称的地区尚有许多,何以没有或尚未发现此类账簿而独独存在于徽州呢?经过阅读相关资料,笔者认为这与徽州民众特有的商业观念与教育形式关系密切。

第一,徽州民众悠久的经商历史和生活中频繁的商业活动,让商业观念深深地烙印于每个徽州人血液之中,并影响到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其中即包含他们所创造的文献与教育。众所周知,徽州是一个文献之邦,除去那些著名文士所留下的诸多文集外,更多的是在民间流传的各种手抄或刊刻的小册子。由于它们通俗易懂,且内容贴近生活,故民众特别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更易获得和使用。如已经发现的各种杂字、杂锦、便览、路程歌谣等等,皆属此类。仔细分析这些通俗类书的内容会发现,几乎每一种小册子都载有跟经商有关的内容,如《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中的六种活套,皆是模拟儿子或兄弟在外经商给家中写信的情景,其中的第三种:

父母在家,子外为客,书信寄回,切勿脱格……外面事情,不须细说,遵命而行,随时交接,勤俭小心,不敢骄奢,花酒赌钱,自当戒绝,店内事情,驳嘴费舌,伙计生心,东扯西拽,假账花销,不能辨决。欲酉另行,无人带挈,守网搬罾,针头削铁。

书信活套作为写信的模板,并加以刊刻,说明民众对此需求量很大。其中的内容不仅说明了商业的兴盛普及,更重要的是这种浓厚的商业观念利用这类文献不断地传入普通民众心中。

如果说书信活套主要影响到那些在外经商者或学徒的话,那么数量众多的杂字,无论是客居于外的商人、学徒还是居乡留家的本土人士皆是其使用者。由于其面向的群体多样,内容相较书信活套丰富得多,但其中亦包含有专门的商业知识。如:

出外求趁,买卖经商。租赁铺店,杂货诸般,胡椒苏木,速香真香,颜料纸札,银硃螣黄,熟铜生铁,摆锡钉装,出粜粮食,老米陈仓,糙熟秈糯,稗子秕康,粞头米核,断谷齐粮,做造水碓,打篱埋椿,碓桯车轴,磨面箩筐,油坊麻榨,另有涂场。撞槌榨楔,木饼压枋,麻箍油桶,顾写船装,桅杆纤索,跳板舡樯,竹篙橹桨,舡舵中仓,舂棒戽斗,预备堤防,上闸过坝,合伙相帮。

这部杂字还有介绍徽商经营范围的文字,皆四字一句,而且押韵,便于记忆。不仅如此,即便是那些劝善向化的劝世词也少不了对商人的劝诫:

朝早起,夜迟眠,忍气耐守做几年,嬉戏供鸟一切事,都要丢在那旁边。打个会,凑点钱,讨个老婆开个店,莫道手艺不发财,几多业家来创业。

生意人,听我劝,第一学生不要变,最怕做得店官时,贪东恋西听人骗。争工食,要出店,痴心妄想无主儿,这山望见那山高,翻身硬把生意歇,不妥帖,归家难见爹娘面,衣裳铺盖都搅完,一身弄得穿破片。穿破片,可怜见,四处亲朋去移借。倒不如,听我劝,从此收心不要变,托个相好来提携,或是转变或另荐。

可以说,商业因素充斥于徽州的各个角落,这些不同的文献形式和类型无一不是徽州人观念的真实反映,而这些小册子广泛存在于民间,又反过来不断塑造着徽州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至于那些广泛流传的诸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之类的歌谣,更是深入人心而化成了徽州一种特有的气质和象征。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商业观念,影响到了徽州民众的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胡廷卿账簿作为一种家庭收支账簿,是记录者把家庭生活商业化的典型反映,徽州人把商业上的行为方式带入了家庭生活中。

第二,徽州独特的教育也是排日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往学界在探讨徽州教育问题时,主题多集中于经费来源、办学形式以及与商业、科举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教育如何影响广大民众进而形塑徽州社会的特质亦是重要的课题。

徽州重视教育,族学发达、私塾盛行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走上仕途的人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民众依然经商或务农,但族学与私塾的广泛存在使得徽州民众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在族学、私塾中任教的多是未入仕的低级知识分子,他们广泛生活于徽州的各个角落,其实际的言行形塑着徽州社会。徽州人在私塾中学到的知识则可能对其一生的习惯行为产生影响。

就目前所揭示的资料来看,徽州众多塾师的授课内容除了传统的《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之外,最重要的是一些实用性的教材,上文所举的书信活套、四言杂字即是代表,它们除了被广大普通民众阅读之外,还作为学生的启蒙读物。学生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关知识,再加上身边成人的言行以及社会生活的熏染,商业观念很早就扎根其身。长大后大多数人都会从事商业,因此这些观念会影响他们一生,并以同样的知识载体代代传承。

塾师对学生习惯的培养也会对学生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在徽州,塾师普遍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在王振忠所研究的徽州文献中有诸多日记资料,其中之一即是婺源县詹庆良写于1949年的日记,里面有几篇记载的是屯溪茶叶价格,说明了商业对日记内容的影响。詹庆良还写到:“关于日记的作法,只要见景生情,看物起意,若无景物,但凡人家所饲六畜,皆可为之材料。”虽然这是1949年的事情,但是这种记日记的要求与习惯当在清代即已形成。同时,写排日账也是私塾教育中的科目之一,据徽州人詹鸣铎《我之小史》记载:“又记得父亲教我记排日账:‘母亲采猪草,娘娘背姆。’细兴公笑道:‘仍有一句,家父生疮抓痒。’时我父亲疮疾正剧也。”据王振忠研究,詹鸣铎的父亲就是塾师,而且从这一回的标题来看,事情是发生在学堂。《我之小史》形式上是小说,其实是一部自传,记事可信度非常高。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能找到明证。刘永华告诉笔者,他所收藏的13册排日账,结合记账的笔迹和实地走访,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记账者读书时的作业。

笔者推测,这种记账兼记事的特殊类型账簿,是徽州民众为应对未来商业生活之需的产物。将日记和记账合而为一的做法,既能起到每日记事(日记)的作用,又能练习将来经商必备的记账技巧。清末民初休宁人程敬斋的日记即典型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标准日记簿——《庚戌袖珍日记》簿。在这册日记里,他不仅记载了亲戚们的通信地址,还记载了行程以及购买货物的数量和价格,可以说是一册简单的排日账。目前发现的排日账,婺源最多,祁门次之,这一现象可能跟这两县的茶叶经济特别发达有关。在徽州六县中,婺源和祁门自唐代就盛行种植茶叶,且茶叶的种植面积在六县中最多。对两县民众来说,几乎每个人都要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与买卖,因此他们对记账技能的要求较之其他四县更为普遍,这或许是婺源、祁门两县出现较多排日账的原因。

徽州教育的另一个特色是寓教于商。不是所有的徽州孩童都能入塾读书,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一直读书直至考取功名,更常见的是徽州少年早早就出外在某个商号内当学徒谋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彻底结束了读书生活,实际上学徒生活是学校的另外一种形式。首先,商号会为学徒准备好自己的教材,教导他们如何做一个好学徒。如王振忠收藏研究的《便蒙习论》即是这一类型的教材。虽然其他地区也编有《贸易须知辑要》等商业用书,但是徽州的《便蒙习论》与之不同,它在传授相关学徒知识外,还载有如何做人的内容,所引用的知识大多来自儒家文献,如:

(1)谦虚。《尚书》云:“谦受益,满招损。”俗语云:“人无笑脸休开店。”凡生意之人,当谦逊虚心,可谓正理,不可自足。倘矜己之能,以为凡事人皆不如我,则骄傲之心日增,怠惰之心渐长,责之无益,如此之人,岂可能长进乎?

显然,这样的内容其实是将经商与儒家伦理教育完美结合起来了,学徒们在学习经商技能的同时,亦接受了儒家伦理思想。不仅如此,学徒进入商号后,其家人也会督促他温习儒家经典,如歙县一位宋姓父亲在写给他在金陵店铺做伙计的儿子的信中说:“学习闲时,可将四书细看,《孟子》最易懂,如有不明之句,即看细注,自谓(会?)明白。”而另一封某人寄给表侄得全的信叮嘱道:“旦(但)汝在典,付钱零用,必须计账。谚云量入为出,凡事总以节省,切不可学奢华、爱好看。积聚银钱,留得将来正用。晚饭后,操练字笔算盘。”

往者论徽商的特色是“亦儒亦商”时,总是从徽州发达教育入手,此一视角当然不错,但他们多强调的是学校教育。揆诸实际,能够在学校受教育的孩童毕竟是一小部分,且只有更小一部分一直为追求功名而读书,绝大部分徽州少年很早就开始了经商生活。由上面论述可知,徽商“亦儒亦商”的特色可能大多与学校教育无关,更可能的是经商者普遍地受教于商号,在学徒生涯中习得文化知识,这也是“亦儒亦商”能成为徽商特色的关键所在。

除了继续学习知识之外,徽州学徒也会继续保持记日记的习惯,上文所举写信的那位表叔就叮嘱表侄“必须计账”,而目前也发现了学徒所写的日记。王振忠收藏的几页《习登日记》即是学徒所写。这几页日记是按日而记,虽不是每天都记,但其所体现的理念则跟日记一致;内容既有记事,亦有所收物品的清单,跟排日账有很多类似处。

综上所述,在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厚商业气氛的影响下,徽州的教育也浸染了经商观念,徽州人从小经由学校再到商号这一不间断的学习过程,很早就养成了诸多跟商业有关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而包括胡廷卿账簿在内的排日账正是这一过程的成果之一,它出现在徽州可以说再自然不过了。

(二)胡廷卿账簿的社会意义

胡廷卿账簿属于排日账类文献,但与黄志繁、王振忠、刘永华等所收藏的排日账在形制和内容上皆有诸多不同。如在形制上较为完美,封面上不仅钤有私章,还钤有花纹章;封面题字较为工整,字体优美,且内容较为丰富。这些差异其实是由书写者的身份不同造成的。前述黄、邵二位学者所藏账簿是由农民记录的,而刘永华藏账簿则是学生及长大后的农民合写而成,而胡廷卿与王振忠所研究的欧阳起瑛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塾师。作为长期坐馆的塾师,胡廷卿不仅对账簿的格式较为熟悉,有富余时间用来记账,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虽然未能取得更高功名,身上仍具有独特的书生气质,因此才会将自己的账簿钤上用来欣赏的花纹印。而那些整日忙于劳作的农民,既没有能力亦没有时间来做到这一点。其次,从胡廷卿账簿的类别上,我们可以看出胡廷卿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处理的几重关系。换句话说,账簿之所以会有这几种,是由其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王振忠对此有过论述,他说:“在传统徽州,不仅本土与侨寓地徽商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而且,即使是在徽州当地,日常生活中银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负的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的诸多社交应酬等等,这些都促使彼此之间的银钱结算显得极为频繁,这可能是现存排日账在徽州所见独多的原因所在。”虽然这里说的是排日账在徽州独多的原因,其实也指出了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要处理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胡廷卿账簿中可以看到,它不同的种类暗含了胡廷卿在生活中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有四种。

胡廷卿首先要处理的社会关系是日常生活中数量众多的个人及各种类型的商号,在与这些人物及组织的账务往来中,就形成了流水账。由于其人数众多、交易往来频繁,这类账簿成为胡廷卿账簿的主体。流水账实际上也是商业账簿中最主要的一种,在商业账簿中由来已久,并成为一种常见账簿类型,至清末甚而成为法律对商人的要求。编修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大清商律》规定:“商人贸易,无论大小,必须立有流水账簿。凡银钱、货物、出入以及日用等项,均宜逐日登记。”此可说明流水账在商业中普遍存在,并被国家所重视。如上所述,受商业观念的影响,胡廷卿亦将自己的家庭收支账目按照商业账簿的模式来记录、归类并保存,当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平日来往的账务频繁且数量众多。实际上,在流水账中,还包括每年的总账,主要是记录跟他有固定贸易往来或数额较大的账务。

其次,胡廷卿要处理的关系有各种公共组织,这体现在“迭年所管祀会”账簿中,除光绪二十六年胡氏祠(祀)会《收支总登》属公共账簿外,其他的记载多附录于各流水账中(见表1)。胡廷卿作为村中一位具有较高威望的士绅,经常会处理一些宗族或全村的公共事务,在处理这些事务时,他必须把自己经手的账目记清楚,为了保留证据,他在记录公共账簿的同时,还会在自己家庭收支的流水簿中记录下来。这一点,除部分年份集中附录外,更常见的是随手即时地与其他账目记录在一起。

再次,是要处理与各个茶号的关系。由于茶叶在其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胡廷卿单列茶簿,将茶叶账目单独记录。每年的收茶季节,他都逐日记录茶草、茶叶的收入情况,以及雇请别人摘茶所开支的钱数。这里主要处理的是与摘茶工、茶号的关系。

最后,他要处理与国家的关系,这就是“粮局兑则”账簿。胡廷卿所在的宗族,为了应对国家的赋役,跟徽州其他地方类似,实行共同承担的原则。他们设置粮局,按照共有土地的份额,每户或每个支派都要承担相应的税额。由于交纳赋税用的是银两,他们就会按照银钱或银洋的折价将洋元换算成银两。这里的“则”即是承担的比例及银洋或银钱换算的法则(兑率)。每年分成夏秋两季,称为“上限”和“下限”。 胡廷卿之所以会在账簿中单独集中记载,主要目的是要与族中的其他支派或个人把账算清楚,体现出的关系既有政治的又有社会的。

四、小结

确定一部地方文献的性质、种类,必须将其置入当时、当地的环境中具体考察。通过对胡廷卿个人身份、账簿本身形制和内容的考察,笔者认为胡廷卿账簿并非学界一般所认定的商业账簿,而是一个塾师所记录的家庭收支账簿。由于它兼有记事内容,尽管与目前学界所探讨的“排日账”有些差异,但可以归入广泛意义上的排日账范畴之内。

这种记账兼记事的特殊账簿类型,之所以产生于徽州并被大量保存,与徽州的社会特色和独特的教育模式有密切关系。徽州商业发达,商人众多,徽州人自孩童时期就接受经商最基本的技能——记账的训练,训练方式包括写日记和记排日账两种。长大后,大多数人走进商号,在学习经商知识的同时,继续学习儒家思想知识。因此,至晚清时期,徽州浓厚的商业意识深深地融入徽州民众的生活中,他们即便不从事商业经营,也会将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每日收支记录下来并加以核算。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民众所要面对的对象类型也很丰富,如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社会组织,从而又产生了更为细致的账簿类型。而当地独特的教育模式,让徽州形成了特殊的账簿类型。另一方面,国家对商人关于账簿的规定,也应该是徽州当地大量账簿得以保存的原因之一。因此,可以说胡廷卿账簿是晚清徽州地方社会综合作用下的产物,集中表现了当地社会的特色,同时也与国家制度不无关系。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和注释皆省。作者:董乾坤(安徽大学历史系师资博士后)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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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徽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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