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婺源乡村行政组织的空间组合机制

作者:黄忠鑫 点击:2019-02-16 21:22:45

《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反映了婺源县乡约与图甲、保甲之空间组合形式和运行机制...

以《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为代表的民间文书详细记录了明清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过程。婺源乡村行政组织以“图”为顶点,将图甲(里甲)与保甲、乡约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多种空间组合形式。“甲”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这类组织的本质是差役,民间社会在组合过程中形成了注重负担公平分配的运作机制。

一 引言

历史时期中国基层行政组织和区划的地域差异极大,几乎达到因县而异,不易形成整体的规律性认识。但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了解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运行情况,能够弄清“县范围内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辅助历史政区边界的精确复原。[3]因此,县以下区划的探讨,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长期努力方向。

目前,关于明清时期乡里、都图等空间形态的讨论较为有限。张研阐释了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性质,认为里甲与保甲创设伊始具有“反地域性”,但逐渐向基层社会的固有权力结构妥协和修正,形成“地域性”。周振鹤、刘桂奇等对清代上海、广东等地展开的复原工作则证明,“里”、“保”、“图”等作为地理单元是存在。他们还论述了县以下区划的边界和范围、层级、性质等问题。但一如我们对行政区划的理解不能脱离官僚制度,县以下形形色色的区划单元,具有基层行政体制上的源流,如“里”、“图”源于明代的里甲制度;“保”、“团”、“寨”与保甲、团练有着密切关联等。因而,其空间形态的论证应与基层行政组织、差役胥吏群体的实际运行相结合。

明清时代的基层行政组织,最常见的当属里甲(明中叶以后又称为图甲)、保甲和乡约。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关联,在各区域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现代学者大多基于功能角度提出替代、功能渗透等意见。乡村行政组织功能的实现,也取决于人员构成与编排方式,具有宗族化和差役化的特征,也有各地区的主导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县以下区划与组织的探索,历史地理学和区域社会史的视角互有短长。历史地理学具有成熟的政区研究范式,但较多拘泥于区划形式而忽视了基层行政运行机制。社会史能够从地域社会脉络中揭示出乡里组织的运行效果之差异,但缺乏从空间要素(如管辖范围大小、距离远近以及村落格局等)进行衡量。因此,笔者希图融合两者长处,采用“空间组合机制”的柔性表述方式,揭示乡村、人群组合为基层行政组织的空间面貌。

史料挖掘是推动研究深入的一个必要条件。周振鹤就认为:“文献资料的不足是最重要的困难之一。这种困难并不只发生在中古时期,甚至对明代的都图制度,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也都不够深入。”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留存了数量庞大的民间文献,能够让我们展开显微镜式的观察,提供精细可靠的样本参照。《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反映了婺源县乡约与图甲、保甲之空间组合形式和运行机制,是明清时期县以下区划研究的理想个案。

二 关于《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

《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以下简称《叙记》),抄本一册,收藏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主要内容是婺源县东北部胡氏家族为首的几个村落,从先前的乡约组织转投到另外一个乡约的过程。除了既有事件经过的叙述之外,《叙记》也照抄若干相关文书,最早的一份是明天启六年(1626年)的《晓起约议单抄白》。开篇的《四图约记》称,该簿册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进行誊抄汇编。书末又补录了四份文书,最晚的是康熙五十四年。

全书是由“伭让草集”,补抄文书的签署人亦皆有胡伭让,可以推断该簿册为胡氏保存。至于《叙记》的地域归属,书中收录的文书《因石镇源私卖祖坟畔地,六派共立合同戒后抄白》标注胡伭让所属村落为龙尾东段。该书题名的“清源”和“晓起”,以及书中提到的“城口”、“龙池”等村落名称,都见于《婺源县志》的记载,且皆属于十都。而《四图约记》也有明确记录,“盖自十都四图升于大明万历十九年始,既陞四图,即立四图乡约”。可见,该文书反映的地域是婺源县东北部十都。《兆兴公远售公支下子孙等合同》自称胡氏宗族自明初即“卜居龙尾东岸,历今三百有年”。查1985年《婺源县地名志》,龙尾于元初建村,主要姓氏为陈、江两姓,而东岸村为胡姓所建,已28代。该村自称为龙尾东岸(段),主要原因在于龙尾上社在周遭村落中颇为著名,而东岸等村亦将其视为“本家万年香火”,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认同。村落的地域范围、族姓构成均与簿册所记吻合。依此断定,《叙记》系婺源县东岸胡姓的民间文书汇编。现将其基本构成简要介绍如下。

首先是具有导言性质的《四图约记》,描述了十都四图设立之后又编为两个乡约(清源约、晓起约)的情况。胡姓为第十甲,户名“胡先”,编入晓起约。全约又分为四甲七姓。然而,由于“后辈不识升图立约之本义,肆欲妄行,而有一甲孙锡元、三甲江自汉等,倒戈助焰,左袒二甲汪征等,一二三甲,连名出呈,呈摒四甲,另报一约,不与共编保甲。”东岸胡氏家族遂退出晓起约,加入清源约,时间为康熙四十二年。次年,胡伭让认为“升图立约,至今岁远年深,墨迹遗忘,口传失真,皆莫知升图立约之大义,故有横逆之频加,以致两相矛盾,故力采前由,潜心后议,略叙而识之,以俟后之来者有鉴焉”,故编定此书。紧接其后的《本家约记》对乡约、保甲编排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此后主要是文书原件的抄录汇集:(1)天启六年(1626年)的《晓起约议单抄白》,为全约共同订立,旨在明确应役原则。(2)康熙四十二年八月《本甲晓起约议约抄白》,是胡姓退出晓起约前最后一次与同甲的洪、孙、叶等姓承充约务的合同。(3)康熙四十二年《本家议墨抄白》是胡姓宗族遭到晓起约排挤后,准备联合呈告官府,要求本族务必同心协力,按照锅头均摊费用的合约。(4)抄录《晓起一二三甲连名呈词》和官府批文,也为我们了解晓起约其他三甲的立场以及官府编立保甲等具体细节提供了一定帮助。(5)康熙四十二年九月《入清源约合同抄白》、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和十一月的新编保甲的合同以及康熙四十九年正月《胡先与城口洪芳生两半甲甲长名洪岸共充一年合同抄白》,是为胡姓加入清源约以及编立保甲的具体合约,后两份合约为入约合同的附件和补充条款。(6)康熙四十三年二月《清源约议本家轮充乡约议约抄白》和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本家入清源约合同抄白》是胡姓内部应对加入新乡约、保甲组织的约定。前者将《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初五日通族均点烟灶单》作为附录抄入。后者详细叙述了胡姓出入新旧乡约的经过,较之卷首的《四图约记》更为细致。(7)《保甲牌文录》,将康熙四十二年九月登记的保甲门牌按照原件样式誊录。其中,第十甲第一户即为胡伭让,时年六十,职业为“训蒙生理”,由此可以知晓《叙记》编者生平的大体情况。(8)叙说本图册书由万历二十年以来历次承充和订约情况,但并没有抄录合同。(9)《里长总记》主要记录康熙十年之五十年胡姓内部历次抓阄承充里长情况。(10)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辛卯岁四图合同抄白》为图甲设立“甲催”的文书,第四图各姓共同约定轮充顺序。

通观《叙记》全书,基本达到了编者胡伭让所谓的“力采前由,潜心后议”之目的。他通过小字补注等形式,记录了各文书原件的保存人和保存形态。如康熙四十二年的《入清源约合同抄白》的旁注说明称:“此正合同,本甲原领有二张。因在低源众屋内抄写,不见了一张,只有正合同一张,系大杞边收执存照。其后复又寻出一张,系仁先手收执。”由此可见,胡伭让在宗族内部多方搜罗、汇编,较为真实地抄录文书信息。不仅如此,他还不时加入自身的叙说,将一些条理复杂的事件简明扼要地归纳出来,如承充乡约、册书的多次变动等。

因此,透过诉讼纠纷和协商立约的过程,《叙记》记录了明清乡村行政组织在微观地域上日常运作状况,诸多关键细节为官方文献所未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 新旧图甲构成的空间差异

图甲源于明初的里甲黄册制度。里甲在推行伊始,便依托前代的乡都传统,形成了“务不出本都”的编排原则。由此,户籍赋役组织具备了一定的地域性。图甲是里甲的变质,打破了“画地为牢”的运行逻辑,却大体沿袭了按都编排、一里(图)十甲的外在形式。

宋代以降,婺源县共划有五十个都。东北部的十都,原有三个图。康熙九年以后的都图文书《婺源都图九口十三田》中,十都只载有晓起、外庄和溪头三村,说明它们是该都最重要的聚落。结合地名志与都图文书对于族姓、建村年代记录可以看到:第一图的十个总户中,姓氏构成较为单一,只有汪、叶两姓,与下晓起汪氏和外庄叶氏的大族完全对应。晓起,今分为上下两村,下晓起在唐代即由汪姓建村,外庄则是在南宋初年由叶姓建村。第二、三图的姓氏构成更为单一,均为程姓。而溪头村自南宋初年建村后,一直是程氏宗族的聚居地,也是这一小区域的中心,不仅在图甲中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也是当代乡镇的驻地。可见,十都最早的三个图,对应的是晓起、外庄和溪头三个大型村落与宗族。

第四图增立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恰为十年一次的里甲黄册编造时点。增设图甲通常是人口、土地增加之表现。从图1可以看到,原有的三个图所辖村落,基本位于十都东南部的武溪水沿岸。该都西北部山地、武溪水上游以及支流段莘水等沿岸的村落人群尚未体现在图甲总户之中。而第四图所辖各村落正是位于这些地区。清源,《叙记》中又作青源,应为青石滩,明初建村,位于武溪水的上游。东岸、西岸等村位于段莘水沿岸,大约是明初才建村。另外,位于河流上段的上晓起的建村时间也比下晓起要晚。可见,新增图的村落建村时间相对较晚,因而在明中后期才独立设置户籍赋役序列。虽然在地域上相隔较远,但为了满足十甲一图的轮役规则和编排形式,它们共同组合成一个新图。

与老图甲相比,四图十甲总户名的姓氏构成复杂而多样。据《四图约记》曰:“一甲洪芳生、二甲洪胡、三甲洪遇春、六甲曹启先,九甲吴汪詹,五排联合为清源约。四甲孙国用、五甲孙义兴、七甲江永兴、八甲叶洪鼎、十甲胡先,五排联属为晓起约”。[8]就晓起约而言,上晓起的主要姓氏有洪、孙、叶、江等。从姓氏对应来看,晓起约第四、五、七、八甲总户姓氏与今日上晓起一致,其中第八甲叶洪鼎户,当为叶姓和洪姓的合户名。十甲的胡姓,与西岸、半山等村姓氏吻合。

康熙四十四年合同确定了清源约的保甲构成和地域分布:“自乙酉年起方思山洪应成阄得;丙年城口洪连清、石滩洪壬阄得;丁年城口洪年;戊年龙池土太曹君得;己年东溪洪得;庚年九土太洪士德;辛年山背洪春;壬年清石滩洪廷、半山东西岸胡勋;癸年吴汪詹;甲年半山、东西岸胡勋。”根据后文对图甲与保甲的对应关系分析可知,清源(青石滩)为三甲洪遇春,城口为一甲洪芳生户,方思山为二甲洪胡户。六甲即为龙池曹氏。九甲吴汪詹户应与鲍彦坑(吴氏)一带村落等对应。(参见图1)

图1 婺源十都各图甲分布情况示意图

明代中叶至清初,徽州地区经历了较为频繁的“增图”运动。其本质是由于乡村社会关系从里甲制下的“里长-甲首”的平等轮役,演变为图甲制下“总户-子户”的依附与代理。诸多“子户”不满在纳税环节被“总户”盘剥,谋求自立一图,自行催征缴纳。由此,新旧图甲的显著差别便是聚落形态上的散村与集村之分:旧图大多掌握在大型家族和村落手中,而新图往往是都内各小型族姓和规模较小村落的集合体。

四图便是由十都一、二、三图中脱离的子户构成。新图成立之后,采取了一般图甲的运作方式,承担赋役户籍单位的职能。

一方面,全图共设置有册书(书手)一名,在应对官府差役、编造各类赋役册籍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胡伭让叙述:“本图册书自万历二十年间造解皇册起,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岁,该七甲江永兴承充”。即该图册书由十甲轮流担任。

另一方面,设置里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胡姓为第十甲胡先户,据《里长总记》载,“本图自陞图起,孟勋公身房充当二轮,孟熹公思达叔房充当二轮,孟照公伭琏兄房充当二轮,茂棣公下望股充当一轮,金泽金华房共充一轮”。此后是胡氏宗族在康熙十年至五十年的轮充记录。四图增于万历二十年,至康熙十年,共79年,说明里长轮充基本保持了十年一轮的规则。胡姓主要是宗族内部以津贴的方式,各房轮流承担里长。

不过,由于第四图是新增图甲,涵盖了若干村落和族姓,内部凝聚力有限。里长在通图范围内的催征税粮,难免遇到困难。如康熙四十年,由孟勋房的胡伭让承充,“众贴工食银十两”,但是“因晓起七甲八甲钱粮不交,三年不能当完,众议贴银十两,身仍实赔银四两”。相比于巨族大村垄断一个或多个图的情形,村落人群在地理分布上的涣散,成为四图里长贴赔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明清图甲组织面临的普遍问题。

有鉴于此,在康熙末期的地方官员倡导下,新的运作方式开始推广。十甲共同订立了《辛卯岁四图合同》。其文称,“今轮遵奉县主蒋大老爷示谕颁行,为图甲赋役不均,各甲钱粮多寡不一,如每甲择粮多之户,点一名为甲催,各催各甲之粮,劳逸均平之政。”各甲之间税粮多寡不均,通过设立甲催,各催各甲,可以将税粮逋欠造成的连带责任,下移到“甲”一级。对于十都四图这样人户居住分散的图甲组织而言,这一变化较之此前十甲轮役无疑是便利易行的。而随着甲催机制的运转,“甲”逐渐成为了赋役运作的基本单元,里长职役自然取消。该举措表明地方官府已注意到图甲组织的地域范围大小与税粮征收效率的关系。

从里长到甲催、册书按照甲轮充等情形表明,明代中期以后,“图”这一层面是较为稳定存在的,其主要代表由里长向册书转移,“图”级的职能随之停留在编造赋役册籍等方面。位居下层的十个“甲”是“图”基本构成,但甲催的产生取消了“图”内十甲轮催的机制,强化了“甲”独立缴纳赋税的职能。如前所示,可以通过总户姓氏与村落对应性获知“甲”的地域范围。因此,“甲”作为赋役运作的实体单元,实际上就是依靠着村落和家族力量的支撑。

四 “人烟均,统属易”:乡约的重编组合

明代乡约制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来理解。以里甲(里社)为基础,结合社学、乡饮等制度,设立里老与旌善、申明二亭,以调解民间纠纷、施行教化为特征的是广义乡约;而设立约正宣讲六谕为狭义乡约。按照这一标准,婺源十都四图的乡约是伴随图甲而成立,应属于广义范畴。同时,乡约也要考虑所辖村落的分布情况。对于地域相连较为紧密的大型聚落和宗族,基层行政组织的空间构成相对单一,有一村只立一图一约的情况,如本都的溪头。[1]四图则因为“烟邨涣散,分立两乡约,一清源,一晓起,各五排为一约,以人烟均,统属易也。”可见,乡约更注重地域相邻、人口平均,在空间上对原有图甲排年进行了分割。

乡约的重组同样是依据人户家庭(即烟灶)数量。“自立晓起约之后,而有下村汪姓附入本图约内,平均烟灶,编定四甲。”图甲排年仅体现孙、江、叶、洪、胡五姓(其中孙姓两排年,叶、洪朋立一户),而乡约将实际管辖的孙、叶、洪、胡、江、汪、周等七姓按照居住村落划分为四个甲。汪姓在赋役户籍序列上不属于四图,但因依附晓起约,并独立编为乡约的第二甲。此外,《叙录》没有交待周姓的情况,但他们极有可能也属于四图,作为子户或寄户依附于其他总户之下。

乡约成为奔走供差的官役现象在北方地区广泛存在,由此带动了乡约转变为基层行政组织的一种。从发展顺序来看,婺源乡约的推行,并不是从教化渗透入赋役等行政领域,而是直接依托图甲组织编成,其作为差役的特征十分明显。根据天启六年《晓起约议单抄白》的记录,由于各姓“共图共约”,即便居住并不相邻,但在应对知县、巡检司等“本县正佐老爷亲临查约”等各项公务时,需要按照先前的编约原则,以人户(锅头)数量进行供解。遭到邻约欺凌时候,应该共同担当。在这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士大夫提倡的讲约教化功能。通过人户承担差役,是乡约在民间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

同时,文中刻意指出胡姓居住在龙尾东西岸和半山一带,与晓起有一定距离,又提出“胡先甲下,永远存照”,似乎是专门针对胡姓而订立的。又据康熙四十二年八月的《本甲晓起约议约抄白》记载。晓起约第四甲是四姓共同构成,该甲轮充3年,共36个月,每姓轮值9个月。附带条款称,胡姓“住居窎远”,乡约事务由同甲其余三姓代理,说明胡姓虽编入晓起约,但对乡约事务似乎显得鞭长莫及。乡约的实际运行,仍是以上晓起周围村落为主要力量。

相较之下,清源约轮充的空间组合方式更为多样。据《本家约记》载:胡姓入约次年便成为约正,期限是一年,“自保自约”,以已在晓起约订立的“洪华生”作为约正名、并立“胡勋”为保长名。约正和保长之下,按照胡姓四大支派的保甲烟户数量平均分摊费用,四派各出一人轮值约正。不仅如此,清源约的轮充方式可能因事因时而异,为了让后代明白其中规则,故专门记录,以备不虞。若按里甲轮充,则清源约除了旧有五甲之外,还需算上胡姓一甲,共计六甲,因而六年轮流一次,每甲一年。若按保甲轮充,则依据一保十甲的顺序,十年一轮,每甲一年;而胡姓又与清石滩共充一年,故应为一年半。那么,不仅乡约自编的“甲”,里甲(图甲)和保甲之“甲”都有可能成为乡约轮充对象。

婺源北乡水沫村汪家留存的一份道光三年(1823年)乡约合同,也记录了类似的轮流方式。沧坑(沧源)王氏、梓槎(左源、左土叉)以及水沫的吴、洪、汪三姓,因为人口繁衍,共立一个乡约,与词坑乡约脱离依附关系。他们按照五姓人户数量多寡,分配了十年干支与族姓对应的轮充方式。道光十三年(癸巳年,1833年)约邻族众共同订立的劝谕文书中,乡约是王兴财,王成保。同治十三年(甲戌年,1874年)汪福美公支裔人等立禁约合墨则载当年的乡约是程明盛、程有余。这些年份与族姓的对应完全符合乡约合同的规定,说明其轮充方式保持了至少50余年。也因此可见,婺源县内数量众多的乡约,轮充主体是各宗族和村落,地域表征十分显著。

另外,在“四甲七姓”的乡约格局下,还有不少依附人群。仅东岸胡姓之下,就有巨鸟垓廖姓、杨梅山曹姓,以及程垓路胡姓(由石镇源迁入)附着,采取“在外敷斗”的形式,参与胡姓份下的乡约运作。在胡姓加入清源约之后,一并随之改投。可见,乡约组织中存在着层层依附的复杂关系。(图2)

图2 婺源十都四图乡约格局示意图

五 “以近附近”原则下的保甲编排

早在明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就已经在江西庐陵县推行乡约与保甲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全国的保甲乡约法具有“保甲与乡约合一、借助里甲、里社的一般性特点”。而保甲与里社结合,有助于乡约扎根基层社会,实现地域化。

就婺源而言,隆庆五年(1571年)知县吴琯有过“设保甲,置乡约”之举。他“遍访善恶,得其实,躬巡村落中,弗率者系于约所,同众面诘,置之法,不少贷,四境肃然”。从中很难看出乡约与保甲的关系,似乎两者各自编排推行。万历年间的《沱川余氏乡约》则指出,乡约与保甲互为表里,编排保甲有助于乡约的推行,但实际上编排情形是:“计吾邑之各都,其广者,如吾都例,可编十保,其次者可编八九保,其狭者可编六七保,每保十甲,每甲十家”。[1]这是以“都”为单位编排保甲,其所谓的乡约保甲结合并不明显,或许只是功能运作上的互相配合。

明清易代之后,知县蒋国祚于康熙四十二年整顿重编保甲,其缘由与具体编排方式未见载于地方志等文献,而在《叙记》中得以抄录、保存。此时,蒋国祚发现各村自立保甲,“名虽公报,实则私举”,互相隐瞒,阻碍案件审理。可见,随着时代变迁,明代中后期编成的保甲已经为村落宗族势力所把持,难以实现官府要求各村各姓相互制约,共同维护秩序的需求。有鉴于此,蒋知县下定决心整顿并重编保甲。他要求打破村落界限,以家为单位,以十进制编立保甲,十保为一乡约,将保甲与乡约合并为同一体系。

在编制过程中,对于零星民户,采取“以近附近”的原则和操作方式。这一要求为晓起约一二三甲所利用,他们在《连名呈词》中声称:第四甲各姓居住于东岸、龙尾一带,距离晓起路程颇远,分布较广,难以清查烟户,进行约束。他们趁着重编保甲之机,利用“以近附近”的理由,将第四甲排除在外,自立约保。东岸胡姓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一二三甲恃衣衿之势,将本家胡姓原编二户烟灶,与一二三甲瓜分,意图欺剥苛敛”。不过,双方似乎并没有展开诉讼,第四甲也转而投入清源约。

九月初十日订立的《入清源约合同抄白》称,“清源约原编保甲册只有三甲,送官轮充约务。今奉县主蒋老爷清编保甲,必使以近附近,毋许遗漏,以十甲为一约保,诚属盛举”。这表明,清源约在此之前只有三个甲。保甲还承担乡约事务,约即为保。东岸胡姓打着“以近附近”、增补清源约力量的旗号转而投之,该约也进行了重编:“今将原编三甲与半山、东西岸胡姓附近共编为十甲,举报约保甲长应官。”按照此时的规定,每个保重编为十甲。各甲之间既有协作,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合同宣称:“倘日后如有飞差费用,仍照十甲敷出烟灶,不得执拗。其命盗各事,各管各甲”。从地域相连的三甲到按照烟户数量排定的十甲,民间社会创造出报官的十个完整之“甲”,以及实际上的“半甲”和搭配轮充等规定。如名义上的第十甲胡先户,由于人口较少,在实际承役时只能算半个甲。参见下表

表1 婺源十都清源约保甲与图甲的对应关系

胡、洪二姓在全体合同之后,还于十月自行约定,进行协调:“其丙年原阄定清石滩与城口执年,其壬年清石滩与半山东西岸共役。今三处议定,丙年清石滩独任一年,壬年以近附近,半山与城口独当一载,俱属情愿。”这里,“以近附近”原则又有了新的应用方式,即便全体抓阄完毕后,各方仍可私下凭借空间距离关系,更换轮充次序和方式。清石滩因此得以完整承担一年的保甲事务,而城口与半山胡姓因为地域临近而编为同一轮。(参见图3)

图3 清源约保甲十甲应役情况的空间分布

根据实际进行调整,灵活运用官府条款的情况,还可以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胡先与城口洪芳生两半甲甲长名洪岸共充一年合同抄白》体现出来。胡姓与城口洪姓共同编为一甲,各占半甲,是为了满足十甲的编制规定。而呈报官府的甲长名为“洪岸”,显然是拟制姓名,绝非实在人名。轮充顺序也是由民间自行抓阄而定,都说明了此时保甲依旧保持着“名虽公报,实则私举”的特征,民间社会原有秩序和运作方式并没有因为官府的重编保甲而被打破。

关于依附乡约保甲各姓的详细情形,《叙记》语焉不详。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婺源鸿源村吴、江两姓重新订立的合约,却有更多的细节展示:江姓依附吴姓共同承担保甲。但江姓并非身份卑微,而是具有独立土地产业,并缴纳税粮。在保甲乡约的编排上,依据就近原则,才附入鸿源吴姓,缴纳印制门牌、讲约的费用。所有官府清查保甲户口,全部交由吴姓处理。作为回报,江姓每年定期筹备酒席。但由于吴姓人口增多,江姓难以承受,双方重新约定报酬方式,即江姓交4500文至吴姓乡约会内,作为酒席费用的折算,但新年演戏仍按照人户多寡摊派。可见,保甲乡约之下的族姓依附关系极为普遍。这里所谓的依附,实际上是江姓将保甲乡约事务交由吴姓承办,以一定的钱款和仪式作为交换。那么,依此编造的保甲登记,是否能够如实反映出各姓的实际构成呢?

《叙录》记录了两份保甲登记信息。一份是康熙四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官府颁给的保甲门牌,另一份是民间自行订立《清源约议本家轮充乡约议约抄白》附件《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初五日通族均点烟灶单》。两者的数字有一定出入,现分别归纳如以下两表。

表2 保甲门牌中的户名构成与人户数量

表3 烟灶数量与族姓、地域构成

对照上列两表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胡姓呈报官府的男妇人口总数为96口,而族内与依附其下的詹、曹等姓统计的烟灶总数是82灶。从表面上看,两者数字较为相近,考虑到时间上差距几个月,发生人口变动也符合常理。但是,“灶”所登录的姓名皆为男性,还标出无妻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家庭的涵义。换言之,即便扣除无妻的11灶,按照每灶5口计算,胡姓及依附各姓人口总数应在420人以上,而不仅仅是呈报的96口。另一方面,保甲户名中,既有实在人名,如胡伭让等,也有一些姓名不见于烟灶清单,如胡华树等,有可能是杜撰的姓名。另外,第一甲还有一户胡姓缺载,据小字说明为“其门牌显其担去未上”,说明此人已脱离保甲编制。更重要的是,保甲门牌的姓名皆为胡姓,根本没有詹、曹等依附各姓。这些细节都表明保甲门牌登记是存在很大漏洞的,仅依据保甲户名信息,是无法发现背后的复杂构成。官府将这样的保甲统计数字作为依据,是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而对于民间而言,具有实际意义的不是门牌数字,而是烟灶清点的实际数额,成为轮役运作的基本凭据。

六 结论

图甲、保甲、乡约三类基层行政组织的头目,均属差役,与流品官僚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即便是由士大夫设计、由耆老乡绅教化的乡约,在基层社会也变质为普通乡民一齐应付的差事。在实际运作机理上,差役组织更多是自下而上应付摊派的税粮差事,而官府衙门则是自上而下地获取人力与物资。

相应地,县以下区划与州县政区、县辖政区(或称为次县级政区)的空间形态也有极大差异。行政区划的划定,主要以获取资源的山川形便和权力制衡的犬牙交错为依据。而民间社会在组合构成基层行政组织和地理单元时,更多考虑的是依据实际人户情况,平均分配差役负担,形成了较为公平合理的轮充差役之机制。即便有官府倡导“以近附近”的原则,但在这样的考虑之下,也会被灵活运用,塑造出形式多样、较为破碎的空间组合形态。正因为如此,县级政区边界普遍存在的插花错壤现象,很多时候是源于乡里组织实际运行下的空间形态,不仅边界,县域内部的同类现象也是层出不穷。

从外在形式上看,清康熙年间的重编调整后,婺源县乡村形成了“图”居于起点、图甲-乡约-保甲的三层统辖关系。实际上,图甲、乡约、保甲都是对“图”的分割与重组,“甲”的编排尤为民间社会所看重,具有类似于“股份”的意义。十都四图的“甲”往往能够通过族姓信息对应到具体的村落和宗族。实行按甲催征之后,图甲之“甲”的地域对应性更为明显。乡约组织虽依照图甲编成,但又根据人户数量和空间距离重新编“甲”,清晰对应了地域相邻的村落与依附人群。保甲也是按照十进制的编排模式,但民间社会也制定了依据村落的一“甲”、半“甲”的搭配组合规则,地域对应的特征也十分显著。因此,“甲”应当是我们观察差役型县以下区划和组织的切入点。

“甲”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体现出乡村政治空间的演变。家族势力、村落联盟以及人户多寡、定居长短等,都深刻影响了“甲”的编排和重组。纳粮当差赋予的户籍价值,以及赋税财政中的原额主义,使得图甲户籍的登记形式有限,仅能看到十个总户,背后的子户、寄户关系较为模糊。但乡约、保甲的编排以及这一过程中的诉讼纠纷,将这些广泛存在的人群和地域归属呈现出来:图甲户名的姓氏构成的单一和多元,折射出地域社会中家族力量和村落规模的大小;保甲与图甲的对应,也能够反映出一图之内各甲的经济实力差别。因此,基层组织的空间组合,进而构成区划或地理单元的形态,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各种势力对权力的获取与分配机制的反映。(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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