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在近代是怎样衰落的

作者:蒋小涵 点击:2020-02-29 21:51:08

凡徽皆因徽商而起,亦因徽商而衰...

“凡徽皆因徽商而起,亦因徽商而衰。”

—1854年—

甲寅 满清 咸丰四年 太平天国四年

这一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进行的高潮,也正是这一年,徽州成为太平天国的主战场之一。

满清末年太平天国数年的战火给徽州乃至整个安徽造成了惨重的灾难,再加上清军和地方团练的屠掠,自然灾害的频发,天灾再加上人祸,广大的徽州民众显然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造成人员死伤无数,使得徽州人口急剧下降,人口繁盛不复以往。当时整个徽州的社会战后损失惨重,哀鸿遍野,生灵涂炭,一片生萧条景象,徽州村落迅速的衰败下去,村落人烟稀少。

战争使徽州地区人口损失惨重。

歙县经过此次战争,人口损失严重,全县人口折损十分之七八:“咸丰间兵事, 歙人受祸,实为全县人口十损七八”。

休宁在经过此次兵祸之后,人口损失严重,直到民国二十四(1935)年,人口恢复还不及明清两代人口之数:“洪杨以后, 户口尤形降减,迄至今日(1935年),尚不及明清两代之数”。

“安徽以长江中游屏蔽太平天国首都,受兵之祸尤烈。曾国藩驻在皖南徽州数年,万山之中,村落为墟。皖北则益以苗捻之役,又大兵后累有凶年,人民死伤无数”。

后人统计,咸丰元年(1850)安徽人口总数为3763万,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 人口数骤降至1450万,损失超过了2000万。其中,皖南人口锐减最为严重。

根据《清稗类钞》记载,“同治壬成,粤寇难作,江南几无孑遗,徽、宁、池、太等郡男丁百无一二”四。由于战争的原因,徽、宁、池、太等郡男丁死伤“百无一二” 。特别是徽、宁两府。

徽州的战后人口,几乎到了“存什一于千百”、“积骸成莽,人类将尽”的地步。“殆尽,白骨遍野, 此受害最重者也。”更为惨烈的是“徽、池、宁国等处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尸横遍野,人烟稀少,村落荒芜,曾经是江南地区经济中心的徽州地区一片萧条。

 

战争对房屋建筑也造成了重大破坏。

少则几十户,多则上百户的村落民居惨遭战火的焚烧和毁坏,徽州古代园林留存的非常少,如今也很难确定其艺术价值了。

徽州古村落的标志性建筑非祠堂莫属,宗族祠堂的衰败同时也预示着徽州村落的衰落。徽商将大量商业资金回流徽州故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被用来兴建宗族祠堂,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作支撑,以至于徽州各地村落,祠堂林立。

以往不愿意背井离乡的村民,现在就算愿意离开也是无地可迁了,并且无以为家,没有能够养活自己的生计。年强力壮的都不能顾全其家,年老的更不能顾全自己的子女了。成天担惊受怕,奔窜于山林之间,担心太平军的绞杀,以至于忍饥挨饿,生活困苦,惨状难以言喻。

胡在渭的徽难哀音,更是对太平军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披露,形容他们犹如洪水猛兽,就像是鹊的深巢、蚁赴荒垤一样,将村民家资掳掠殆尽,连一粒余米都不留。逢人便搜身,掠夺其财产,勒索金银迫不及待,或者拿刀威胁,进行勒索敲诈,或者以长绳捆绑来勒索。

太平军所到之处,大肆荼毒,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没有不搜的山,为了达到目的,无暴不极,无恶不作,简直骇人听闻。

而且遭受此灾难的徽民成千上万,无以计算,被破坏的家业何止万家。死亡枕藉,骨肉抛残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

不仅徽州的宗族大家遭到太平军的严重冲击,徽州的富商大户也是难以幸免。

富裕的徽民遭到洗劫与掠夺,此类事件时有发生,徽州一府六县内,徽州村落呈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不仅商人和富户,以致一般的平民百姓,财物也常常被洗劫一空,往日的富豪之家,遭此劫难,瞬间变成了贫户。

家园被战火毁灭,旧时的豪宅别墅,亭阁楼台,现在只有荒凉的残存遗址,园林枯败,惟有剩下枯木寒鸦。

遭此战乱的打击,徽州士民和商人遭受重大伤亡,人口大减,或死于战乱,或死于战后的瘟疫和饥饿,或逃散流亡。太平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徽州社会造成了人员死伤、财物毁损等一系列严重的破坏,致使近代徽州村落的衰落。

 

除了地方团练的掠夺及破坏以外,清军驻扎在徽州地区,其活动经费也主要依靠徽州当地士绅、徽商及民众的捐资助饷,这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涌入徽州地区的湘军军纪败坏,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滋扰地方,鱼肉百姓。

在清军将领曾国藩驻兵徽州期间,徽州战场战火纷飞,恶战不息,以至于徽州地区的人民无时无刻都处在担惊受怕以及战火摧残之中,徽州人民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这是徽州人一段最为惨痛的经历。

清军在进行围剿太平军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滥行残杀,经常出现杀良冒功的行为,无端地进行“剿洗",以绝所谓的“祸种”。

清军将领曾国藩驻兵徽州数年间,对徽州居民也是大肆劫掠财货。

根据陈去病的书中记载,曾国藩借口清军围剿太平军之机,就曾,曾国藩借口清军围剿太平军之机,就曾纵兵大掠,导致徽民全郡窖藏一空,因此到现在,当人们谈到湘军的时候,对其颇为不齿,痛恨不已。

除了湘军,入徽的外来兵勇,如台勇、贵勇等,在徽州也是大肆掳掠,加重了对徽州地区的掠夺,这些外来的台勇川兵,目的是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结果却是:“台勇川兵,到处为民害,明抢暗偷,狠比长毛倍”

皖南石棣绅省《致在省诸绅书》哭诉受害情形:

“兵勇拆毁房屋以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据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百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兵勇的恶劣行径,引得徽州当地居民发出兵勇竞然不如长毛的感叹。

据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兵勇掠夺百姓,役使当地民众,强取豪夺,行径蛮横,使得徽民房屋保全者竟然“百无一二”,致使“万山之中,村落为墟”。徽州村落昔日的繁荣景象,在战火的摧残下面目全非,残骸遍地,这场战争几乎摧毁了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

宏村在经历明清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是自元而明,渐成村墟,今烟火千家,栎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在清乾嘉年间进入了 鼎盛发展时期。

“我族自南宋迁居宏村,世相承,人文蔚起,清乾、嘉之季,阖族支丁实有三千余人,为最繁衍代。村居拓展,绕抱南湖,栉比鳞次,密密如织,楼台近水,倒影光”,宏村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景象,可见昔日的宏村繁荣鼎盛。

但是,尽管如此,昔日鼎盛的宏村还是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据《徽州府志》记载,作为徽州一处重要的关塞,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与清军、乡勇在羊栈岭交战二十余次,时间最长可达数月之久。战场距离宏村不远,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战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宏村,对宏村各方面都造成了重大的破坏。

“洪杨劫后,族人流离转徙,村运大衰,没至目下,调查阖族支丁全数,视畴昔仅足十成之三而已”。

受太平天国时期战争和徽商衰落的影响,资金短缺,人员伤亡惨重,宏村村落战后重建也随之化为泡影,昔日繁荣的徽州宏村聚落也随之消散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而徽州作为清军与太平军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经过十多年的战火洗礼,经商所得的利润以及大量商业资本都被洗劫一空。

不仅如此,大量的商人也在此次事件中伤亡惨重,徽州故土家园也惨遭灭顶之灾。

晚清战争对种族祠堂建筑造成严重的冲击,徽州村落建筑的重要标志一徽州祠堂在战火中焚毁与衰败。

对此,徽州许多文献方志中都有记录了歙县北岸乡大阜村的潘氏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太平天国时毁于战火。清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中。绩溪龙川的胡氏宗祠“于咸丰十一年(1862)被贼毁坏。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得以重修”除了宗族祠堂遭受战火摧残之外,大部分宗族谱牒也未能幸免于难,大多多散佚或者在战火中遭到毁坏,只有少数宗族谱牒得以保存下来。

商业资金的短缺,使得徽州商人再也无力支撑村落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回村的建设也无力再筹集资金,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了。

以西递村例,西递村中的一些著名园林、别墅、书馆,如万印轩、笔啸轩、青云轩等,以及煌公祠(旋元堂)、五房万(种德堂)、仕全公祠(长春堂)等祠堂在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西递村现有的面积、规模和所幸存的古民居仅为全盛期的三分之一。

可见,战争对徽州村落的破坏之严重,昔日繁荣鼎盛的村落,在战火的摧残下,幸存下来的部分已经不足全剩时期的三分之一了。

在晚清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徽州古村落遭到破坏,为了恢复徽州村落的生产与发展,政府组织或者外来移民自发的涌入徽州,并未起到战后徽州村落重建的作用,反而引发了徽州地区徽民与外来移民矛盾的加深。

而且外来移民的涌入,对徽州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山区移民进入徽州,给徽州当地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徽州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引发了与当地徽州人的矛盾加剧。

移民的涌入并未起到开发徽州地区的作用,也没起到促进徽州村落的建设。近代徽州村落的衰落到了不可挽回的境地,昔日徽州村落繁荣昌盛的景象烟消云散。

本文资料引用自安徽大学历史学硕士李晖论文《近代徽州的衰落》

 

-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八月

“江西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在南昌设置行营,以统一指挥进攻红军。蒋为了推行“剿共”战略方针,以“婺源僻处山陬,层峦叠嶂,匪薮难除,为便清剿起见,议将婺源划归赣辖”为案,提交行政院一六六次会议通过,并行文饬皖赣两省,在南昌行营署名行文,令婺源县政府“无条件执行”,9月4日,婺源正式由江西省政府接收。1934年9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婺源划属江西,隶江西省第五行政区。归赣其间,吁求归皖之声不断。旅沪四团体登载“紧要启事”,声称不随政令而左右;旅京同乡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呈送请愿书。虽经各方奔波,但其效甚微。一晃过去十余年。

1945年12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婺源县首次成立了县参议会,共选出参议员36人,于次年1月7日正式开会,1946年6月26日,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代电致婺源县参议会“三十五年四月,民愿字第65号代电奉悉,关于呈请将婺源划回安徽管辖一案当存,候国民大会开会时移请大会秘书处核办,特此布复”。

1946年,婺源县参议会上下串连,发起“回皖运动”,通过胡适(徽州绩溪人)转交请愿书给蒋介石,促使国民政府内政部派员来婺勘察。在国民大会召开前的一天,国民大会安徽籍代表61人在胡适公寓内聚会,大家对婺源回皖一事均表支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就是冯玉祥。在关键的时候助了回皖运动一力,得知回皖一事有消息后甚为高兴,特致函给内政部派往婺源视察的杨秀岩,

电文摘录如下:内政部杨视察秀岩勋鉴:婺源划为皖治.民意所趋,敬祈俯顺民意,转陈中枢,赐早实现,无任盼祷。安徽旅吴同乡会理事长冯玉祥率全体同乡同叩。几个月后,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于1946年8月16日决定将婺源重新划归安徽省(1947年正式划回)

而此时的徽州在遭遇了太平天国战争(中国历史上破坏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等战乱,徽商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依然固守传统经营模式,导致徽商主营的“盐木典茶”俱式微,徽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与其不遗余力地攀援政治势力有关。满清后期,徽商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徽商也就日薄西山,日益凋敝了。

而此时的中国,宁波商人“俭啬朴茂”,很像山西商人,却不如广东商人果断,“勤勉忍耐”不如山西商人而胜于广东商人,但“气宇豁达、豪胆敢为”远过山西商人,且举措活泼,思虑慎密,敏于商机,团结联合之强固、资本实力之雄厚,足以与山西、广东商人相抗衡,故雄飞于中国各市场,上海一地多半是宁波商人。

随着战争的重创、徽商的式微,徽州已经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到1949年,婺源第二次脱皖,徽州已无力再争取。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二野控制了婺源而三野控制了徽州其他县,最终二野在行军中把婺源管辖权交到四野手中,四野又转交到江西方面,徽州方面派人来接收时已经晚了,从此婺源归赣,不再属于徽州。

新中国建立后安徽省有大量行政区域变动,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规划,徽州地区一度曾被划入芜湖专区。成立大黄山市前徽州地区比早先的古徽州要大得多,除了原徽州五个县外,又新增了石台县、太平县和旌德县。1976年恢复设立屯溪市(县级市),已是徽州地区委所在。

1983年,将歙县的黄山乡改名为汤口镇,并将其划给太平县,同时又将太平县改为黄山市(县级市)。在黄山旅游兴盛之初,小黄山市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实惠,而徽州地委却得不到好处。同时,当时的地委和省委之间也存在分歧。省内很多文件不经过地委直接传达给小黄山市,双方矛盾激化。

正因为上述种种情况,加之当时整个徽州地区的旅游管理混乱不堪(其实现在也混乱不堪),地委一直吵到中央,徽州改革势在必行。

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徽州地区,小黄山市、县级屯溪市同时被撤销,设立了大黄山市取代了徽州地区,原县级屯溪市改名为屯溪区,小黄山市改名为黄山区,原歙县西部的岩寺镇等四镇三乡单独划出来,成立了徽州区。同时,原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和绩溪县划归宣城、石台县划归池州。这样一来,大黄山市面积较于徽州地区严重缩水,只包括古徽州的四个县、屯溪区和一个黄山区了。这样的区划一直至今,徽州也改名为黄山市,从此在官方行政历史上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个驴头不对马嘴的徽州区。

其实上述事件的过程极其复杂,加上由于将徽州、黄山的地名的滥用,导致地级黄山市、县级黄山市、黄山区、黄山风景区、徽州、徽州地区、徽州市(最初徽州地区改名后的设立目标,后未成功)、徽州区等等这些称呼把人搞得稀里糊涂。总而言之,徽州改名黄山无非是争夺黄山管理权的问题。

安徽的行政上存在很大问题,不仅是徽州文化,其他地方如桐城文化、宣州文化都被肢解的破碎,近年来的“三家分巢湖”、“亳州脱离阜阳”、“寿县划归淮南”、“枞阳划归铜陵”等事件都是对其行政区划的调整,但结果却不是很理想,有些甚至是适得其反。

20世纪末的2000年12月20日的《法制日报》又以《黄山市到底应该在哪里》为题,一针见血地指出:“鼎鼎徽州世上如今已无你,赫赫黄山美名已被别人挂;来到‘黄山’不见黄山游人怨,欲寻徽州难觅踪影谁之过”。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辉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惊呼“可惜从此无徽州!” 屯溪市和原县级黄山市本来是两个好端端的市,现在都改为行政职能不伦不类的市辖区。徽州与黄山两张牌本来可以同时打,互相补,齐发展,双辉映,如今两张牌简化为一张牌,顾此失彼,既丢掉了徽州,又顾不上黄山,使得徽州经济多年得不到发展,黄山的旅游事业也远不如泰山、武夷山、张家界等地发展迅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应当清醒了。

而徽州,最终归于沉寂。仿佛是仅存在于历史上的一颗遗珠,慢慢被人遗忘。于我们来说,好似那回不去的才是故乡。(文章部分引用知乎用户“大允”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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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徽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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