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是怎么变成黄山的

作者:吟风谭 点击:2020-04-17 19:30:43

徽州不能被遗忘...

许多人都知道,当下大名鼎鼎的安徽省黄山市,前身是有近千年名称使用历史的徽州。徽州曾诞生过名扬海内外的徽商,而徽州文化更是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有如此丰厚文化底蕴的徽州,为何会被改名为黄山呢?这都要从徽州的历史说起。

 

徽州的得名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郡为州,设立歙州,占原新安郡一半的辖地,即奠定后世徽州的基本畛域。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因歙州人方腊在东南发动起义,平定起义之后,改歙州为徽州。安徽之名,即得名于安庆和徽州,这足以说明古徽州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地位。

按徽宗是赵佶的庙号,因此改歙州为徽州时,还没有宋徽宗这一说法。然而徽州州名与赵佶的庙号恰巧用字相同,不可不说是天大的巧合。从此之后的徽州文化,也恰似赵佶这位风流天子一般书卷气浓郁。

徽州辖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其中现属江西省上饶市的婺源县,是理学大家朱熹的祖籍所在,因此徽学以朱子理学为基础,重视儒门道统传承;而徽州“山多地少,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险恶地理环境,又使得徽州人必须依赖于商业来解决生计问题,形成了传扬后世的徽商文化。

 

徽州的文化底蕴

徽州的文墨气质是渗到骨子里的,哪怕闭上眼睛也能嗅出来。还在南唐时期,当时叫做歙州的徽州便已成为当时中国的制墨中心。

唐末天下大乱,文人工匠纷纷南徙,墨工奚超父子逃亡至歙州,所造“奚氏墨”因精美被南唐后主李煜看重,封奚超之子奚廷珪为“墨务官”,赐李姓,“奚氏墨”改为“李氏墨”,并赐予“黄金易得,李墨难获”的美誉。从此,歙州制墨大盛,成为中国的制墨中心。

歙州改名徽州之后,徽墨进一步发展,名闻天下,成为文房四宝——“湖笔,徽墨,宣纸,端砚”之一。直到当代,黄山市徽墨的产量,仍居全国墨产量之首,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十多个国家、地区。

徽州多山地丘陵,漫山遍野林木繁多,尤多制墨的材料松木、桐籽树。最早的“奚氏墨”都是以松木为原料的松烟墨,后来又衍生出油烟墨、漆烟墨、药墨等品类。制墨文化在徽州茁壮生长,到宋徽宗以后已经进入了"家传户习"的繁荣阶段。

徽墨材料考究,工艺精湛,集绘画、书法、雕刻、造型等艺术于一体,制墨本身便成为高雅的文化创作。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胶、香味浓郁、丰肌腻理的优点,被文人墨客誉为“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

以徽墨为基础,徽州便衍生出重视工匠精神,充满书香气息的徽文化。因重视儒学,徽州人极为看重教育,在文化传承发展上精益求精,徽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宝库,徽文化被誉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徽商的兴起和衰落

显然发展文化事业是需要经济为基础的。没有物质文明的充裕,精神文明便无从谈起。而徽商的繁荣,正为徽州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经济基础。

徽州山多田少、土壤相对贫瘠的严峻生存环境,迫使徽州人纷纷外出经商,在知礼好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富于冒险精神的地域性格。

而徽州虽然本身贫瘠,但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中有新安江直通中国最重要的海港之一——杭州,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山货土产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

而徽州的文化底蕴,又使得徽州的文化产品通行天下。唐代时,歙州祁门的茶市便十分兴盛,宋代徽纸远销四川,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随着徽墨的繁荣进一步带动徽州的文化产业,早期的徽商走的主要是文化搭台的路线,经营“文房四宝”、漆、木和茶叶等文化产品,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但徽商真正兴盛,还是明成化朝之后。明孝宗弘治时代,从户部尚书叶淇之议,更改开中法,使得徽商得到了腾飞的契机。

明朝前期的开中法,是商人输送粮食到边境或直接在边境屯垦种植粮食,换取盐引,而后才能到产盐区获得食盐进行贸易。改革之后,更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银给盐。

开中法的改革导致边境粮食储备减少,削弱了边防,却大大增加了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其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原来大量在边境进行商屯的盐商纷纷内迁到重要产盐地区——两淮、两浙。

当时东南沿海都有可能把握这机会,然而富于冒险精神的徽商迅速注意到这一变化,纷纷投身食盐经营。文化产品的经营毕竟受众有限,利润受到限制,而作为普罗大众必需品的食盐却全然不同,徽商便利用毗邻食盐产地的优势而一举腾飞,成为影响力席卷全中国的强大商团。

徽商虽然大量投身盐业,但依然不忘先辈的文化教诲,以“贾而好儒”为宗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成为徽商蓬勃发展的依托,盛时徽州成年男子从商者可能多达70%以上,他们的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还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在清末时,徽州还涌现出红顶商人胡雪岩,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体现出昭然的爱国情怀,但这也是徽商的最后余晖,胡雪岩在外国资本的冲击下惨然破产,并被革职抄家,便显示出徽商的事业已经无以为继。

崇尚儒学的徽商在西方资本冲击的新时代,已显得抱残守缺而跟不上时代。清朝后期盐法的变更,也使得徽商失去了盐业上的特权。清后期封建统治日渐没落,苛捐杂税越发繁重,加上西方商品倾销,使得并无濒海地缘优势的徽州,商贸遭到致命打击。而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时的烧杀,更是使得徽州人民财产遭受了很大伤亡。

到20世纪初,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兴起,徽商无论是人脉或者地缘上都全无丝毫优势。20世纪30年代时,徽商已几乎彻底从东亚舞台销声匿迹。

 

徽州改黄山的不得已

徽州更名黄山,虽然往往被视作目光短浅,但也有其不得已的地方。徽州地处内陆,又不在长江沿岸,并非通衢之地,地形封闭。在过去徽商之所以能发展,是由于其文化产业发达并能把握机遇之故,但现在的商业活动,比起过去更加依赖于地缘因素,显然曾经的徽商文化无以复兴。这样徽州文化就因为徽商的衰退失去了至关重要的经济基础。

1934年由于蒋介石“剿共”之需要,朱熹祖籍之地婺源被划入江西,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1947年抗战胜利后划回徽州地区。但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地级黄山市,绩溪县划入宣城市,至此,原徽州六县去其二,形成现在黄山市四县的格局。

徽州改名黄山,放弃了千年的文化品牌,确实令人为之感叹。然而徽州面临的困难在于想要保存发扬庞大的徽州文化,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徽商衰亡导致徽州的经济优势失去,而政府拨款又不可能满足徽州的需求,忍痛改名黄山,走旅游搭台的路子,正是为了经济的考量。

虽然徐霞客曾经说过“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但徽州改名黄山之后,黄山的影响力确实变得更大,远远超过五岳。

拥有黄山风景区的黄山市黄山区,在此之后也的确凭着旅游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仅有16.19万的黄山区,201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8亿元,可谓是吃喝不愁。然而黄山区对于整个黄山市的带动,却显得有限。

 

改回徽州呼声

当下黄山市改回徽州的呼声可谓是极为高昂,这一是因为复兴徽州传统文化的考量,也是因为徽州被拆分之后人民希望复合。2008年文化部批准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范围为:安徽省黄山市的全境,安徽省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这也体现出中央对于徽州文化的重视。

徽州不能被遗忘,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为了黄山旅游业丢了千年的徽州文化,无疑是舍本逐末。

现在有关黄山的旅游体系已经完全成型,黄山名声已经远播海内外,假若黄山改回徽州,既能保持黄山的旅游收益,又能发扬徽州传统文化,可谓是一举两得。然而徽州早已被拆分,现在如果想要恢复徽州涉及到无数利益纠葛,却是为恢复徽州增添了无数艰难,就如同包围着徽州的重重山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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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 徽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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