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行走古道，当我仰望那些天梯般的“十八折”，走过琴键般齐整流线的石阶蹬道，跨进山野深处屹立百年的拱桥路亭，寻找路面上被尘土湮没的特殊印记，我总会想到徽州人的“匠”，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匠心”。这些巧夺天工的设计理念，精工细琢的手工技艺，刻石为印的质量担当，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漫漶而消失，它更像一本刻在崇山峻岭上的史书，一字一句地在徽州大地上回响着。
徽州方言中，“匠”是“手艺人”的总称，如木匠、竹匠、砖匠、石匠、铜匠、铁匠，我曾经有位老师还戏称自己是“教书匠”。每种“匠”还有诸多细枝末节的分工，如石匠有开山凿石的、砌磅架桥的、打凿石具的、雕花刻字的，等等。当然不乏一人多艺，隔山跨行者。工者，生产劳动，匠者，技术工艺，两者融合则为工匠，久久为功而成艺术。精湛的手艺在匠人人格魅力的滋养下，而铸就口口传诵的丰碑。十多年前，有位徽州人在休宁办了一所木工学校，首发“匠士”证书，培养一流木匠，并将手艺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丰碑凝结成四个字——“工匠精神”。2016年3月5日，这四个字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把徽州工匠精神载入了共和国史册。
曾经，盘亘在崇山峻岭，纵横在四里八乡的青石古道，一直是古徽州不可或缺的血脉，它把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引向了商业文明，铸就一代徽商的几百年辉煌。虽然现代公路几乎替代徽州古道的交通功能，大部分青石步道已消失在茫茫的历史尘埃中，但那些残存在幽谷山岭的古道遗迹，依然印记着徽州人传承不息的工匠精神。
让我第一次想到这个词是文昌古道，其建筑工艺堪称徽州古道之翘楚。从坝岭头到文山村不足两里的青石路面，虽近百年，每块石阶垒砌依然方方正正，每块石板排列依然横竖有序，每个弯道弧度依然流线平滑。据说当年承揽此路的石匠曾夸下海口，在他有生之年，如有一块石板松动，他将用银元去垫平。
千金一诺的还有西武岭古道上凿刻的“工”“王”“○”等标识，以及歙县黄连凹古道的“莲花”图案，前者是修路石匠签下的“质保书”，后者是捐建者立下的“责任状”。古代没有质保金，也没有动辄几十页的施工合同，但其刻在心底的契约精神是每个徽州手艺人的生命线，哪怕是黄连凹的莲花庵里，那些红尘之外的女子。
箬岭古道的“四担石”是一个独特的设置。在陡峭的蹬道上，身压重担的挑夫要想放下担子，坐下来，喝口水，歇口气，扁担两头的担篓就得放在上下两个甚至三个台阶上，极易造成担篓倾斜倒地，甚至滚下山坡。古徽州人在铺设路面时，每隔一段就嵌入一块3-6平米的大台阶，最大的可并排放置四个担子，故名。
“四担石”不仅考虑安全实用，更是一条路的规格和品位，就像现在高速公路上设置的紧急停靠点之类的设施。
建在松散砂石上的贤源岭、长陔岭古道，虽荒芜多年，但古道路面依然稳固如初，只因其垒砌路面时，在每一块台阶前嵌入一片竖立的石块，像一堵深入地下的石墙，增加了石块间的咬合力。黄连凹古道从山底到山顶盘旋而上，平铺直上的路面竟然没有一级台阶，且其路面靠山体一侧还留有几十公分宽的软土，创造了古时货运单轮车及驮货驴马并排行走的“双道”标准。
还是在西武岭古道上，捐建者孙洪维不顾71岁高龄，携被褥住进岭头的庙庵内，四年如一日，亲自选材，日夜监工。道路完工后，他还安排亲属征求往来行人意见，当他得知一卖油郎因雨天路滑而摔坏油桶时，不但坚决赔偿损失，还重新在每块石板上凿出两至四条“防滑槽”。
百年承诺离不开精湛的工艺和因势而建的智慧。徽州山高岭巉，在翻山越岭的古道中，随处可见沿山折叠而上的Z字型蹬道，浙岭的“十八折”、连岭的“十八肩”，高湖山的“十八拐”、大洪岭的“八十一道弯”、狮子峰下的“十八道弯”，等等。十八也好、八十一也罢，仅是一个吉利的泛指数字而已。在古道设计建设中，宽阔的台阶和几十个迂回的“弯折”夷平了峭壁的坡度，让千米登高如履平地，“十八弯”自然成了徽州古道的图腾。
这一古人智慧，在现代交通中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徽州人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型”京张铁路，或许就是受到他儿时随祖父回婺源庐坑老家祭祖时，所走过的浙岭、觉岭古道，给他留下的记忆和灵感。
这些建桥修路的徽州石匠和那些曾经在徽州人日常生活中须臾不离的木匠、砖匠、篾匠、铁匠一样，他们精湛的技艺和专注的操守，编制了徽州人传统的田园生活。如今，这些曾经艳丽的色彩，虽已被岁月的车轮碾压成一张黑色的底片，但播种在徽州人心底的那颗工匠之心始终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
那位1965年出生在休宁月潭村、开创了现代平民教育先河、倡导“工匠精神”、集丰厚的教育、企业、学术、艺术成就于一身的聂圣哲先生，正是徽州“工匠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他“不认为一个平庸的博士比一个敬业出色的木匠对社会更有贡献”。
这就是徽州工匠精神的内核所在。https://mp.weixin.qq.com/s/eJvmbuM_ECxf2kgoBWOu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