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如何盗窃松萝茶、屯绿茶等徽州茶叶

作者:郑毅 点击:2021-05-17 12:32:05

披露英国东印度公司窥视并盗窃中国茶的史实...

前言

20世纪以前,在西方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也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西方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对东方财富的贪欲,都与茶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根据资料对茶界的往事进行梳理和回忆,以期了解徽茶在清时出口英国的概况,同时也披露英国东印度公司窥视并盗窃中国茶的史实……

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茶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中(Navigationeet Viaggis)首次提到了中国的茶叶。

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此后,在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然在明朝后期,英国政府就有了试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动机。如1583年,英国女王在致明廷的信中首次提出贸易要求:“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吾人在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急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到了1596年,英国女王又致信明廷并且重次申贸易主张;但是,由于两封信均未能够传到中国;所以,期望能够直接贸易的想法亦成泡影。

1600年12月31日,英属东印度公司经伊丽沙白女王特许成立。由于拥有了贸易垄断权及政府所授予的公权力,特别是荷(兰)属东印度公司于1795年破产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则是完全掌握了全球的茶叶贸易。因此,从18世纪初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英国人在饮茶习俗形成以后,深切地感受到了饮茶的好处;同时还将经营茶叶当做增加财富的一项途径;即将茶叶转销其他殖民地。这样,英国殖民统治者就将茶变为了大宗税源,并且以此来控制欧美各个国家的贸易;因为茶叶有大利暴利所在,所以英国还想方设法地在其殖民地种茶制茶,以期取代部分中国茶;于是,在茶叶贸易上依赖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一直想移种中国茶叶。

为了能够获得中国茶的技术秘密,一系列的盗取茶叶的秘密行动都在进行着;但是由于中国人的防范,要将活的茶树或者种子运往千万里以外,西方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都没能成功。同时,由于中国掌握了茶的生产供应,巨大的需求使得欧洲国家难于提供对应的商品来平衡贸易;而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又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即使是战争也改变不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的依赖;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茶叶仍然是中国出口的核心商品。于是,无可奈何的英国对中国进行大量的鸦片销售;但是,茶叶出口的优势仍然可以使中国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基本上能够弥补因鸦片进口而造成的大量的白银外流;如1867—1894年,中国仅出口茶叶的价值即大致与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

与此同时,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仍然在不紧不慢的进行。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到广州买茶是1637年,当时,以威廉、科腾为首的一批商人组成的“科腾商团”来到了广州虎门,并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此次英船来华,没有卖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购买了一些中国物品。首次交易,英国人在广州第一次运出了112磅茶叶。

自此,中英茶叶贸易遂正式开始。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在广州设立商馆并委托代购中国茶叶;由于东印度公司是垄断经营,所以很快就获得了高额利润,茶叶贸易的业务也是迅速发展。

 

松萝茶自明代问世后,声名雀起。据《橙阳散志》记载:“歙之巨商,业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丰,其茶统名松萝;”以致松萝茶作为最早的外销茶,它在世界的舞台上演绎了中国茶叶贸易的传奇……

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徽州优良绿茶300桶,武夷茶80桶。同年,英国“麦士里菲尔德”商船来到广州;当时“麦士里菲尔德”号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来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这也是“松萝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人的货单上……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被取消之前,该公司一直将同中国的茶叶贸易置于自己的垄断之下,不许英国散商染指这项利润丰厚的贸易。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茶,主要是福建的武夷茶和后来的工夫茶;另一类是绿茶,主要是产于安徽徽州府的松萝茶和屯溪茶。

历史学家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记载:清代外商对于“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1700年从中国采购300桶上等徽州松萝绿茶和80桶武夷茶,1703年运入7.5万磅徽州松萝绿茶,1万磅珠兰花茶等。近代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一文中说,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进口中国绿茶的较大客户,在其1702年的订单中,松萝占了三分之二;而在1721-1730年的进口数字中,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据广州荔湾区档案馆提供的资料显示:174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账目中,就将出口茶叶分为松萝、武夷、贡熙、小种等。

1704年,英国“肯特”号商船以23两每担的价格预购了松萝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每担的松萝茶23银两的价格,这并不是松萝茶最高的价格;这个价格一般是二级松萝茶的价格。当时,“根特”号在广州一共购买了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但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所载丝绸价值则达80000两。

1721年9月22日,从英国驶来的“埃梅莉亚公主号”商船离开广州黄埔港口返回英国;从商船提供给粤海关的货物清单显示:商船携带的货物有:生丝200担,价值30000银两;丝织品10500匹,价值53700银两;水银200担,价值8400银两;另外,携带的茶叶全部为上等茶,品种较多、数量很大;其中松萝茶1500担,每担价格为19银两;这些货物总价值达211850银两。

1729年以及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松萝茶的价格有所下跌,主要原因是英国对茶叶征收了重税;英伦入口税每磅征收达5先令,而在当时中国对出口茶叶每133磅只缴16便士。所以,欧洲其他国家就从中国购回茶叶,然后将大部分茶叶走私到英国;这样就使东印度公司所购的松萝茶很难销售出去,从而也导致了松萝茶的价格下跌。而英国人为了打击这种茶叶的走私行为,同时也为了垄断在广州市场上出售的松萝茶,于是大量的松萝茶被东印度公司购进。因此,在173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松萝茶的价格下跌至每担15至16银两;尽管如此,松萝茶在市场的价格还是处于每担23至25银两之间的较高价位。而关于松萝茶出口到英国的数量,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一份重要的材料;在东印度公司同广州十三行所签订的合约中,有松萝茶数量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松萝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占有的地位。

从1721年—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松萝茶4577279磅,占进口绿茶总量的52%。

从1731年—174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松萝茶3642271磅,占进口绿茶总量的30.9%。

从1741年—175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松萝茶8029616磅,占进口绿茶总量的39.4%

从1751年—至176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松萝茶112596841磅,占进口绿茶总量的30%。

从1759年—1783年,东印度公司每年进口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数量,均保持在1500000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30%左右。

从1783年英国降低了茶叶的关税始,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对华贸易向英国私商开放的这段时期;松萝茶(包括屯绿)的出口量平均每年保持在3000000-4000000磅左右;而且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比重,也一直是稳定在16%左右。根据资料表明:直至1893年以前,英国始终是运销华茶最多的国家;也是采购徽州茶最多的国家;尤其是以1880年—1888年为最多,1880年打破了过去的进口记录达到72837吨,占华茶出口量的60-70%;而往输英国的茶叶几乎全为绿茶,主要是松萝茶(含屯绿茶)等。可以说,松萝茶(包括屯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整个18世纪,100年的时间,英国人的茶叶消费量是大涨200倍,这个时期,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真实的问题是:英国人未来有没有足够的银子从中国购买茶叶?!所谓茶叶征服世界,是中国茶叶这种饮品的传奇而已;但是,回到国家的关系角度,英国政府如何处理国民的这种群体性趣味偏好呢?!追溯历史,当时的情形是:英国为了换回国内急需的茶叶,一方面是想方设法从美洲弄到白银,另一方面又庆幸在印度找到了引起中国人购买欲望的鸦片。于是,全世界因为茶叶、白银和鸦片而连接在一起了。被英国人视为奢侈品的茶叶,作为一种动力系统的存在,由此推动了历史;对于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基本了解并且熟悉的……当然,过去谈及对中国有决定性意义的鸦片战争,注意力是相对集中于鸦片之于中国的恶劣影响;却忽视了关键的茶叶之于英国的重要性。在近两百年内,东印度公司不断将鸦片销往中国,同时买入中国的茶叶,中国、印度和英国居然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植物生产三角链平衡;但是,在大清帝国下令禁烟之后,英国终于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来维持贸易平衡:发动战争。

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历史进程。然而英国人并不甘心这样的局面,他们决定改变茶叶贸易现状。在英国皇家的授权下,东印度公司开始行动了,他们要实施一个计划,一个偷盗茶叶的计划,他们需要种子,也需要种茶方法,更需制茶人员;所以,需要派人偷偷地潜往中国;然后将偷盗的茶叶种子等,想方设法带到印度并让其成为大英帝国的产业。因此,“这个任务需要一个植物猎手、园丁、小偷、间谍”;这个人就是R•Fortune罗伯特·福钧。1843年2月16日,英国“鸸鹋号”商船离开了码头……这一次,“鸸鹋号”商船不是到中国来购买茶叶,而是来了一个偷窃茶叶的英国间谍。早在1560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克鲁兹乔装打扮混入一群商人队伍中,花了四年时间来往于中国贸易口岸和内地,才搞清了茶的来龙去脉。回国后,他把自己几年所见所闻写入了《中国茶饮录》,这是欧洲第一本介绍中国茶的专著。

从克鲁兹开始,不少西方探险家垂涎三尺,打起了中国茶的主意。而英国人的饮茶习俗形成以后,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饮茶的好处,加之茶叶可以转销其他殖民地,既能控制欧美各个国家的贸易;又可以增加财富并成为大宗税源;所以有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茶叶的卑劣行径……鸦片战争后,为了盗取中国茶的秘密,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了一个有植物学知识的人——植物学家福钧,让他深入中国安徽、福建山区,秘密盗取茶树种子,搜集茶叶采制方法等和搜罗制茶的工人等等……

1848 年7月3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根据英国植物学家詹姆森的建议,发给了福钧一份命令:“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接受了命令的福钧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香港辗转到上海,然后再深入到茶区偷取中国茶叶;福钧愿意充当窃取茶叶技术的间谍,是因为英国付给他每年550英镑报酬的诱惑。当然,福钧也知道自己的任务充满风险,因为他是继葡萄牙人后第一个渗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如果被清王朝的卫士发现,他将是必死无疑……

1848年秋,安徽南部盛产茶叶的松萝山地区浮现了一个奇怪的“中国人”, 1米8的个头,高鼻梁、蓝眼睛、皮肤很白;他剃了一个清代头式,留了一条辫子,将头上其他部位的头发剃光,穿上了中国衣服……当地百姓没见过外国人,又见他说着流利的汉话,会谙练地使用筷子,身边还跟着两个仆人,也就没加思疑,更没想到日后这个人会对于茶农带来那么大的影响。福钧在两个深谙中国世风人情的随从帮助下,在访问过的农家、村民和寺庙里,都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一些人还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种茶的方法和心得告诉福琼……面对丰富多彩的各种植物,面对满山遍野的绿色茶树,福钧兴奋不已;他详细地记录下自己所见所闻;因为,认真了解茶区的气候、土壤以及适合种植的优质茶树种等等,这对于准备种植茶叶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

四年后,在福钧的《茶国之行》中,他在回忆中描述了中国的生动迷人:尤其是江南的松萝山地区……他说这里非常美丽,充满情趣;小山坡上长满了刺柏、松树,山地上有一块块成熟的玉米地,金灿灿的,点缀着深绿的茶树,色彩斑斓。福钧还说,我很喜欢看美丽的“葬礼柏树”,山边、村子附近、墓地之间都长着这种树,看上去美丽庄严,格外动人心弦。福钧还采集到柏木的成熟种子,并且记录了当时江南省的松萝山及附近的情况;福钧说,这里是中国最早发现古茶树的地方,最早的绿茶也是在这里制成……福钧在仆人的帮助下来到了一间茶作坊,仆人磕头作揖苦苦请求,希望作坊的主人能够满足这位远道而来的士绅对于茶叶的好奇心;作坊掌柜点领他们参观了茶园;不过福钧在这儿没有找到制作松萝茶的茶师……这是福钧在自己的第二本《茶国之行》书中讲述的冒险经历。福钧在松萝山地区没有找到松萝茶的制作者,这似乎让他有点意外;于是,他又去了邻近的浙江衢州,宁波等多个产茶区。此后,福钧变的更狡猾了。他运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获取了茶树种子和栽培技术等;他不仅盗窃了茶树种子和标本;他还招聘了8名制茶及加工茶罐的工人。

1848年12月15日,福钧在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信中,对自己化装潜入并大量盗取茶叶沾沾自喜:“我高兴地向您报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这是福钧第一次偷得出境的首批茶叶实物。

1851年3月16日,福钧偷盗的23892株小茶树和大约17000粒茶种以及八名中国茶工经过喜马拉雅山山脉,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根据美国人的《茶叶全书》资料记载:福均“第一批所装之茶树茶种籽于1850年夏季,到达加尔各答;其中包括武夷山、徽州、婺源等地之茶籽,并有带去华工8名……”福钧的中国之行无疑是世界茶史上重大的分水岭;他促使了印度的阿萨姆邦等地茶园的陆续涌现;以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茶叶竟成了印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从1854至1929年的75年间,英国茶叶进口上升了837%,在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相对应的是茶叶原生地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量的急剧滑坡与下降……

19世纪中叶以后,印度以及后来崛起的锡兰、日本等国的茶叶输出量不断增加,对中国茶叶的出口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海外市场萎缩和国内局势动荡的双重打击下,近代徽州茶叶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茶叶亦属著名出品,如徽茶皆驰誉于国内外。惟近年来,国外市场受日本、锡兰、印度茶叶之侵销,贸易额渐形衰落”。因此,茶叶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和出口量都在逐渐降低;尤其是输往英国的茶叶,由1886年的近95万担,下降到1891年的41万担;6年下降了一半以上;然至1892年以后又降为30万担左右,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末至民国时期。总之,茶叶出口贸易的大幅度下降,制茶行业的迅速衰退,不仅严重的打击了中国经济,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结语:历史的长河里,许多往事都随时间消失或泯灭了,然尘封的记忆却是依然存在……无需对痛苦的甚至是不堪回首的往事讳莫如深;因为我们已经克服并战胜甚至是超越了逝去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回忆;同时也需要分析和反省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训或经验;当然,不仅仅是在茶业或经济层面…

参考资料:   

[1]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张燕清《略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起源》《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03期。

[3]李 强《略论18世纪英属东印度公司开辟北方商路始末》《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 第1期。

[4]美.马士 (Morse,H.B.) 著,区宗华译,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

[5]蔡清毅《建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历史影响研究》《福建省茶叶学会.福建茶叶》2015年06期。

[6]张丽《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08月出版。

[7]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__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06期。

[8](英)罗伯特·福琼著,敖雪岗译《海外中国研究·两访中国茶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

[9]郑 毅《徽茶始祖休宁松萝》[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本文话题: 徽州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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